作者：白小刺
汶川地震那天，下午两点，晴朗，天空平静，有白云，我坐在景田南的14层高楼上整理在浙江农村拍摄的照片，如果有一个镜头推拉，往南偏东四百米，职业经理人李程可能在另外一栋高楼里主持一个建筑工程会议；继续往南，助理教授朱涛在香港薄扶林道附近的香港大学，在他小小的独立办公室里忙着整理去台湾访问的资料，而同在深圳的公务员黄伟文也许刚刚开完一个项目评定会，或者正在前往旧城改造会议的路上，建筑师刘晓都则在美国参加一个展览，如果地震能穿越地心和地幔，按照地震波80公里/分钟的速度，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纽约，虽然刘晓都通过互联网，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汶川在震动，中国在震动。这震动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
5 月17日，深圳的一些建筑师在华侨城LOFT聚会，开始讨论建筑师、规划师、专业工程师如何参与灾后重建工作，5月18日，也就是汶川映秀镇电厂女职工虞锦华在被埋近150小时成功获救的那天，这些临时凑合在一起的群体有了一个名字——叫做土木再生，取意土木工程人士为灾区再建家园。5月25日，朱涛从台湾回来，带回来了厚厚一沓台湾的921震后资料，经过整理后成为系列文章《台湾921震后重建的启示》发表在《南方都市报》，5月26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提出，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积极接收灾区学生入学，并提供生活补助。可见当地校舍损毁之严重。大家强烈意识到，5•12震后校园重建，是全面提高震区校园建设水平，提升校园文化，甚至能成为进一步推动全国范围的乡村校园建设的珍贵历史契机。5月27日，《城市中国》杂志的徐帅背负行囊赶到了灾区，与当地的政府部门碰面，寻找土木再生可以着力的握点。6月8日，国家发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条例中提到：“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积极参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工作”，土木再生的之前的行动一下子就找到了政策靠背。
6月2日，新闻路星巴克的一个角落，土木再生团队与市慈善会重建明天慈善基金会执行团队碰头，华灯初上，从城市各个角落披着暮色赶来的人让星巴克的长条桌显得狭窄而局促，这次碰头会，除了建筑师之外，与会者里有了新的专业背景，金融从业者，律师，慈善工作者，室内设计师，艺术家……他们在一小时前还在处理自己的本职工作，现在则坐在星巴克里讨论土木再生与慈善组织的合作问题，慈善会的出现，让土木再生的财务运作问题迎刃而解。在这之前，土木再生一直为财务透明问题而发愁，如果款项都走重建明天基金会的财务渠道，就能保证了土木再生纯洁的非营利性。
在赈灾前期，媒体的渲染让全社会的人悲情无比，土木再生一直保持着理性和冷静，“毕其功以一役”的激进思想势必让重建成为某种表面文章和政绩工程，而灾后重建是一个长期过程，土木再生团体着眼的是重建的长期性——19世纪末，以韦伯和萧伯纳为首的知识分子团体在伦敦成立。他们把他们的社团叫“费边社”，费边是一位古罗马大将，在和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渐进进攻的战略而取得胜利，此后费边也成为缓步前进，谋而后动的代名词。面对19世纪末的英国社会，萧伯纳和韦伯们坚信必须通过渐进的——而不是激进的、暴力的——手段达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一百多年后，在深圳，土木再生诠释着他们的费边主义：日拱一卒，为家园重建添砖加瓦。
土木再生团体的出现，也是民间智慧的横向联合后发生的成果，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是一种纵向关系体，古代的君-臣-民，祖宗-父-子体系，到了现代的市长- 局长-处长-科长-职员，总经理-大区经理-分公司经理-普通员工，这种纵向的，自上而下的条块格局，让人的工作圈子始终囿于党派内部，公司内部，行业内部。土木再生工作营的参加者，横跨了很多专业，除了建筑规划工作者，还有媒体工作者，艺术工作者，财务工作者，政府公务员，社会工作者……从地域上，覆盖了深圳，香港，台湾三地。多专业多背景的协作方式，是土木再生志愿者团体的一个显著特点，有人说，这也许就是民间NPO组织的前身。二十多年前，经济改革引发的企业力量的崛起，使人际间的非熟人横向联系成为现实，并逐渐广泛，而未来的NPO,NGO，以及各种民间基金会的出现，是让这种横向联系走向深入，逐渐网格化，最终融汇成公民社会的灿烂图景。
汶川地震那天，下午两点，晴朗，天空平静，有白云，我坐在景田南的14层高楼上整理在浙江农村拍摄的照片，如果有一个镜头推拉，往南偏东四百米，职业经理人李程可能在另外一栋高楼里主持一个建筑工程会议；继续往南，助理教授朱涛在香港薄扶林道附近的香港大学，在他小小的独立办公室里忙着整理去台湾访问的资料，而同在深圳的公务员黄伟文也许刚刚开完一个项目评定会，或者正在前往旧城改造会议的路上，建筑师刘晓都则在美国参加一个展览，如果地震能穿越地心和地幔，按照地震波80公里/分钟的速度，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纽约，虽然刘晓都通过互联网，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汶川在震动，中国在震动。这震动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
5 月17日，深圳的一些建筑师在华侨城LOFT聚会，开始讨论建筑师、规划师、专业工程师如何参与灾后重建工作，5月18日，也就是汶川映秀镇电厂女职工虞锦华在被埋近150小时成功获救的那天，这些临时凑合在一起的群体有了一个名字——叫做土木再生，取意土木工程人士为灾区再建家园。5月25日，朱涛从台湾回来，带回来了厚厚一沓台湾的921震后资料，经过整理后成为系列文章《台湾921震后重建的启示》发表在《南方都市报》，5月26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提出，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积极接收灾区学生入学，并提供生活补助。可见当地校舍损毁之严重。大家强烈意识到，5•12震后校园重建，是全面提高震区校园建设水平，提升校园文化，甚至能成为进一步推动全国范围的乡村校园建设的珍贵历史契机。5月27日，《城市中国》杂志的徐帅背负行囊赶到了灾区，与当地的政府部门碰面，寻找土木再生可以着力的握点。6月8日，国家发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条例中提到：“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积极参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的工作”，土木再生的之前的行动一下子就找到了政策靠背。
6月2日，新闻路星巴克的一个角落，土木再生团队与市慈善会重建明天慈善基金会执行团队碰头，华灯初上，从城市各个角落披着暮色赶来的人让星巴克的长条桌显得狭窄而局促，这次碰头会，除了建筑师之外，与会者里有了新的专业背景，金融从业者，律师，慈善工作者，室内设计师，艺术家……他们在一小时前还在处理自己的本职工作，现在则坐在星巴克里讨论土木再生与慈善组织的合作问题，慈善会的出现，让土木再生的财务运作问题迎刃而解。在这之前，土木再生一直为财务透明问题而发愁，如果款项都走重建明天基金会的财务渠道，就能保证了土木再生纯洁的非营利性。
在赈灾前期，媒体的渲染让全社会的人悲情无比，土木再生一直保持着理性和冷静，“毕其功以一役”的激进思想势必让重建成为某种表面文章和政绩工程，而灾后重建是一个长期过程，土木再生团体着眼的是重建的长期性——19世纪末，以韦伯和萧伯纳为首的知识分子团体在伦敦成立。他们把他们的社团叫“费边社”，费边是一位古罗马大将，在和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渐进进攻的战略而取得胜利，此后费边也成为缓步前进，谋而后动的代名词。面对19世纪末的英国社会，萧伯纳和韦伯们坚信必须通过渐进的——而不是激进的、暴力的——手段达到他们所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一百多年后，在深圳，土木再生诠释着他们的费边主义：日拱一卒，为家园重建添砖加瓦。
土木再生团体的出现，也是民间智慧的横向联合后发生的成果，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是一种纵向关系体，古代的君-臣-民，祖宗-父-子体系，到了现代的市长- 局长-处长-科长-职员，总经理-大区经理-分公司经理-普通员工，这种纵向的，自上而下的条块格局，让人的工作圈子始终囿于党派内部，公司内部，行业内部。土木再生工作营的参加者，横跨了很多专业，除了建筑规划工作者，还有媒体工作者，艺术工作者，财务工作者，政府公务员，社会工作者……从地域上，覆盖了深圳，香港，台湾三地。多专业多背景的协作方式，是土木再生志愿者团体的一个显著特点，有人说，这也许就是民间NPO组织的前身。二十多年前，经济改革引发的企业力量的崛起，使人际间的非熟人横向联系成为现实，并逐渐广泛，而未来的NPO,NGO，以及各种民间基金会的出现，是让这种横向联系走向深入，逐渐网格化，最终融汇成公民社会的灿烂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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